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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桑旺堆:在国际藏学研究中要扬长避短

2006年10月27日 08:47:44 西藏文化网 点击:0

佛教在线10月27日消息  据西藏文化网报道:10月16日,在《2006·西藏文化周》代表团即将赴奥地利之际,“藏学家、活佛交流团”的成员、著名藏学家巴桑旺堆接受了西藏文化网记者的独家采访。 

据了解,您在西藏古籍《巴协》的版本研究上取得了突出的成果,在古藏文的释读中,也纠正了过去研究中的一些误读,对确认松赞干布生平的一些重要历史活动,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您能给我们简要介绍一下吗?

我从1980年到西藏社会科学院,一直从事藏族古代史的研究工作。在研究过程中涉及的领域比较广泛,有年代学、古藏文、古代碑文、吐蕃墓藏文、吐蕃历史地名研究等等。26年以来一直研究古代史的工作。现在还在西藏大学带研究生,目前开的研究生课程有古藏文学,在古藏文学中尤其是释读敦煌古藏文这方面的专业人才越来越少,人才培养方面有些滞后。

这20多年来在研究领域中有一些自己的看法,新的观点,有所发现有所创新,有些观点的提出引起了同行以及藏学界的关注或认同。影响比较大的主要是吐蕃史研究方面,纠正了一些长期以来已经成为定论的错误观点,主要是在吐蕃时期一些年代的考证上。另外还在古文献学方面,由于古文献学自身的复杂性,西藏的整个史学也是在佛教的史学观的影响下成长起来的,按照传统的史学观发展起来的。而这个史学观的最大的缺陷就是在于受佛教史学观的影响,使古代的很多历史资料面目失真,在这种情况下,对古代的文献进行辨伪的工作(就显得尤为重要),这是过去传统的藏族古代史研究中所没有的。但是汉族有非常好的传统,专门有个文献学。(例如)战国时期的有些文献到汉代的时候已经有人开始造假了,那么汉代的时候就有人开始辨这个是不是战国人写的,那么这个传统已经继承有两千多年了,而西藏就没有这种传统。所以呢,对于文献学的辨伪方面,在给研究生讲课的时候,在一些大的学术交流中,都谈了这个观点,得到了一些同行的认同。这是一个情况。

我从1992年以来一直有机会到国外从事一些学者访问工作,先后在奥地利维也纳大学、奥地利科学院、英国剑桥大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先后做过不下十次的访问学者,长的有6个月,短的有4个月。这倒不是校方邀请的问题,而是我个人呆不了那么长时间。在国外的讲学主要有以下几项内容:给他们的研究生、博士生讲授相关的课程,也就是作博导,因为这些博士大多数是和藏学有关的,主要是一些藏学机构。再一个就是给国外的专家学者也开一些课,就是给一些博导开课,就是他们研究领域里面的资料学、文献学、人类学,比如他是专门研究西藏定日地区的,那么呢,我就告诉他研究定日地区应该看些什么书,有哪些文献和相关的一些资料,因为毕竟老外掌握的藏语资料他是有限的。然后不定期的做一些学术讲座。我经常作的学术讲座包括吐蕃的古藏文、吐蕃石刻碑文、吐蕃墓藏、吐蕃历史地名。我的古藏文鉴定只能是11世纪的藏文,而不包括11世纪以后的,这是我对古藏文的一个界定。除了这些,我在国外讲学期间还有一个合作项目,是和一个英国的学者,现在是英国剑桥大学社会人文学系蒙文研究中心的一个主任,实际上他是一个藏学专家,他的名字叫蒂姆伯格,与这个博士长期合作,就我们两个人,翻了四部书,从藏文翻成英文以后在国外出版。出版形式根据我们西藏社会科学院跟相关的国外研究机构的合作协议的精神,成果是共享的。我是第一作者,书里面体现的学术成果都是我长期研究吐蕃史的结果。我们把西藏的第一部也是最著名的史学著作《瓦协》翻译成英文,然后在2000年由奥地利科学院出版,这本书不单单是名著的英译版,它还有详细的注释,它实际上是一个评注本。因为每一段注释里面,都对这本书提到的历史史实进行了详细考证。这本书在国外出版以后影响非常大,现在成为剑桥、牛津、哈佛、哥伦比亚大学、芝加哥大学里面研究古代藏族史的研究生必读的参考书。去年,在国内,这本书也获得了首届珠峰三等奖。这本书叫《瓦协英译评注本》。

除这本书以外,我还翻了另外两部书,在西藏可以说是绝版。一个是《协噶教法源流》,这是专门阐述今天的西藏热孜地区定日县尼拉姆县这一带珠峰地区人文历史的一部书。这一地区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找到另一部比这本书更详细的,这本书过去是保存在定日县的一座寺院里面唯一的一本手抄本,应该说是绝版。这部书翻译出来以后,不仅对珠峰地区和研究珠峰的边远地区包括大概四个县的地区,也就是吉武县、尼拉姆县、定日县、拉孜县,从11世纪到16世纪这一段的历史有较详细的记载,而且对它的宗教史还有对它的政治史中比较重大的历史事件都有比较详细的记载。这本书1996年在奥地利出版之后,也算是在国际藏学界引起了比较大的轰动,尤其是在长期从事珠峰地区藏学和人类学工作研究的国外藏学界,德国、奥地利、法国、瑞士的学者看到这本书之后,感到非常的振奋。

另外一部书是《普童教法源流》,这是一个小教派,现在已经失传了。这样一个小教派的发展史只有30多年,但是非常正规,这本书也成熟于十五世纪,翻成英文,由瑞士出版,还出了一本英文的画册。能做这些工作主要得益于我们整个国家的对外开放,西藏社会科学院和国外知名的一些科研机构学术机构共同合作的一些科研项目、合作项目。

我对松赞干布一生的重大事件的年代上作了考证。我在松赞干布上有一个比较重要的观点就是:有一篇文章大概是在2002年,刊登在牛津的重要的学术刊物上,牛津和荷兰的莱登大学合作出版了一本纪念法国一个著名的藏学家布隆多夫人的文集,纪念她从事藏学研究60多年的文集。我的这篇文章外国学者看得很重,把它放到了这本文集的第一篇,这在他们的学术规格上是非常高的。我在这篇文章中主要提出了一个比较得罪现在有些佛教家的观点是:松赞干布的宗教活动不像传统史书中渲染得那么多,松赞干布不是什么所谓的法王,松赞干布成为藏族历史的第一人,他一生的主要功绩在军政事业上而并不在宗教事业上。所谓的“松赞干布引进佛教,作为佛教的保护者,冠名为伟大的法王”这种错误的提法是在11世纪以后出现的,出现的这本书还不是正规的史书而是藏文文献里的“掘藏书”或“伏藏书”。

实际上,这些观点有的并不是我第一个提出来的,国外的有些学者在过去就有类似的观点,但是没有展开。比如说过去意大利有个藏学家叫杜齐曾说过:“与其说松赞干布是伟大的法王,倒不如说他是一个勇猛的斗士!”

您是在第十届国际藏学会上当选的唯一的中国藏学家理事,你与国外学者有很长时间的合作关系,大家都说您是与外国同行合作最好的,根据您的亲身体验,在国际藏学研究领域,中国的学者处在一种什么水准上,与国外同行相比,其优劣势如何,主要差距在哪里?请您客观的评价一下。

现在来说,还不便于做这样的整体评价,应该就事论事,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从整个藏学界说,中国学者如果说拥有优势呢,主要是资料方面。藏学的故乡是中国,藏学的发祥地是西藏,搞藏学研究离不开藏文资料。但这也只是一定的优势,因为要考虑到,现在国外的藏学资料收集的丰富程度,我们国内很多地方都不如他们。我举一个例子,在美国纽约有一个藏传佛教资料中心,是一个叫简·史密斯的人倾其毕生财产收集资料创建起来的。小小的房间里面大概有两万册,而这两万册并不是一般的在西藏的寺院、图书馆、书店可以看到的书籍,很多都是西藏见不到的书籍,有很多非常珍贵的手抄本。但就整体来说,我们还是拥有资料方面的优势。

再一个就是,我们中国的藏学,平心而论现在国家比较重视。应该说,很多的中国藏学家只要把研究搞好,就没有什么后顾之忧。而外国学者都不是这样,国外学者有些读了博士生还找不到工作,他们主要是凭兴趣在读藏文。从这一方面来说,中国藏学研究的队伍比较大,基础比较好。目前我们国家光能出版藏文书籍的出版社就有10家左右。

如果说不如人家呢,中国学者的最大缺陷就是很多藏学家不懂藏语,这和外国学者没有办法比,外国藏学家都精通藏文。对搞研究的同志来说,这是一个非常显而易见的道理,搞藏学不懂藏语是不行的。就像搞汉学不懂汉语,搞蒙学不懂蒙语也是不行的。如果说不懂研究对象的语言,那么所获得的研究资料就是第二手资料,凭第二手资料作的研究,要想达到有所发现有所见树是很难的。而中国现在很多学者,包括年轻学者,在这方面都存在非常大的缺陷。尤其是用汉语写作的藏学家不懂藏语。

再一个就是和国外比较起来,我们的研究方法与手段比较落后。再有就是由于藏学现在已经成为国际上的一个热门学科,国际上的一门显学,很多人都在研究。国外的很多人都是用外语来研究,很多人都是用英语撰写大量的藏学文章。所以呢,不掌握外语又不行,中国大部分学者在这方面又吃亏,藏文方面吃一点亏,又在英文或其他语言方面吃一点亏,这是我国藏学家应该解决的问题。那么现在每隔三年,国际藏学会就举行一个学术讨论会,参加的中国学者一届多过一届,今年参会的400多人中大概有60多名中国学者参加。中国学者的外语水平与过去相比已经有了很大的进步。在1992年我在挪威参加那一届藏学会的时候,除了中央民大的王尧教授之外,几乎没有一个中国学者是用英语发言的。像今年我们西藏社会科学院参加的大概有11人,直接用英文发言的大概有7、8个,这就是一个很大的进步。

另外一个情况就是,整体来说中国藏学家与国外合作的渠道不是很广,也不是很成功,就是说没有融入到国际藏学界当中去,没有打到他们的领域里去。那么我由于特殊的情况,大概先后到奥地利维也纳科学院做过六七次的访问学者,和他们的学者一起翻译书籍,翻译完的书籍就在西方出版,这样在国际藏学界同行中的知名度就相对高一点。但是我们的学者有很多没有做到这一点,不是说水平不够,而更多的是没有一个合适的合作渠道。上届第十届选举国际藏学会议理事的时候,我们中国藏学家是推荐了有六个人,但是只有我一个人当选了。我当时考虑了一下这个原因,认为自己无非是除了几本书以外,又在几个大学里面做访问学者,认识的人比较多,他们对我在国际上的学术地位比较认可。

您作为国际上认可的著名藏学家,对西藏文化的保护与发展工作,是否有一些深刻独到的见解呢?

我们经常说西藏文化本身的传统文化的继承发扬,党和国家在这方面做了很大的投入,也做了很多的工作。应该说,对西藏的传统文化,尤其是重要的文化遗产,得到了很好的保护与继承,像《格萨尔》的抢救、文化古籍的出版等工作。如果说还有不尽如人意的地方,那就是有些不是很突出的一些文化,可能有比较悠久的历史,还需要进一步的抢救。比如说西藏的一些传统的民间文学,现在主要问题是后继无人。

您觉得我们国家在文化资料的收集整理出版方面,还有哪些欠缺?

具体问题可能很多。国家有大的方针政策,比如说国家责成国家民委专门负责全国少数民族的古籍目录,整理调查所有少数民族的古籍之后,整理成册出版这个的工作做得非常好,说明国家对少数民族文化保护的工作非常重视。那么具体到了民族地区,比如说到了西藏,应该说下面对这类工作的安排部署的手段是不得力的,首先是经费问题,工作没有办法开展。资料具体收集工作现在也存在很多问题。国家很支持,但是到了当地之后,各地区领导的一些观念不同,对这个问题的重视程度也不够。比如说《贝叶经》,贝叶经如果没有锦涛书记的批示的话(那还是北京的一个学者罗炤写的一篇内参),自治区是不会有人管这个问题的,二十多年一直都没有人管。有了锦涛同志的批示,自治区可以成立一个领导小组,这当然是一个好事,贯彻执行锦涛书记批示的精神还是比较及时的。我的意思是说,不同地方的领导对这个问题的重视程度不一样。作为地方的领导,他可能考虑得更多的是经济建设,文化方面可能少一些。所以存在很多问题。

你现在觉得咱们国内有翻译整理贝叶经的人员么?

基本上没有,近五年十年之内是培养不出来的。它需要具备两个条件:一要精通梵文,再有就是要非常精通佛教的专门术语。现在梵文《贝叶经》的工作还只是停留在普查阶段。

感谢您能在百忙中接受我们的采访,也预祝“藏学家、活佛交流团”在此次“2006·西藏文化周”中的活动圆满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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