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道儒

山西佛教在中国佛教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其影响也是世界性的。尤其重要的是，在山西佛教文化的历史遗产中，值得我们充分利用和进一步开发以便为当代社会服务的传统宝贵资源很多。

一、山西地区佛教文化的遗存数量大、种类多、内容丰富，使开发山西佛教文化资源具有明显优势。有些文化遗产已经在当代发挥了重要作用，有些还有待于进一步开发。

山西佛教文化的遗存种类很多，内容丰富。比如，以大同云岗石窟为代表的各地石窟群，以五台山寺院群为代表的各地寺塔建筑，以应县佛宫寺释迦塔发现的《辽藏》、赵城县广胜寺发现的《金藏》为代表的古代佛教经典，等等。这些丰富的佛教文化艺术品成为山西整个古代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有些文化遗产已经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比如，没有《赵城金藏》，当代《中华大藏经》就肯定是另外的样子。仅此一例，就可以看到山西佛教文化遗产的价值。应县木塔所展示的中国古代人民在木制建筑方面所能达到的水平，其意义已经超出了宗教的范围。诸如此类的古代物质文明的精品、珍品，可以成为爱国主义教育的素材。有效整合、开发和利用山西佛教文化遗产，对于发展旅游、经济，都是很有价值的。保存至今的高质量的佛教文物种类多，内容丰富，是山西佛教文化资源的优势。在山西地区，建设旅游胜地，似乎用不着去花大钱去造假古迹、假文物。

二、研究以五台山为中心的山西佛教，对于认识佛教在对外交流中的作用，佛教在民族融合中的作用，佛教与民间信仰的关系，以及封建王朝的宗教政策，都具有不可取代的价值。

在历史上，从古代印度、日本等国到五台山朝拜、瞻仰和修行的外来僧人很多，从而加强了中外佛教的交流和联系。甚至尼泊尔有一个传说，那里的人来自五台山。自从五台山在唐代成为文殊道场之后，这里佛教的地域色彩更浓重了，与民间信仰的联系更为紧密了。辽、金、元、清等少数民族统治者建立的王朝，对五台山尤其重视，特别是元朝和清朝统治者，把五台山作为做佛事功德的首选地点，经常建寺造塔，举办各种法会，诏僧人讲经等。帝王、皇亲国戚作为个人对佛教的态度，与当时政府的佛教政策虽然有联系，但并不能完全看成是一回事。通过发生在五台山地区的事件，可以更清楚地看到中国各阶层的佛教信仰特点。可以说，研究山西佛教，对于把握当代中国佛教的现状和未来发展趋向也会有借鉴意义。

三、研究以五台山、太原为中心的山西佛教，有助于全面理解中国佛教的地区特色，不同佛教思想的流传分布，以及不同地区佛教思想的交流融合。

从隋唐开始，中国佛教思想的发展历史，从总体上说，是不同宗派从独立发展到融合发展的历史。各宗派的早期代表人物，或者说是实际创宗人，绝大多数活跃于长安，这与当时长安是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有关系。但在以后的发展过程中，不同佛教宗派的主要流行地区发生了很大变化。在以五台山为中心的山西地区，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是以净土、华严、密宗为主的。比如，从唐代到清代，山西地区几乎历代都有华严学的代表人物。尤其是唐代的李通玄、澄观，在宋代以后，他们的著作的流行程度，甚至超过智俨、法藏的著作。在辽代和元代的五台华严学僧，受到朝廷的特殊重视。例如，在元代，宪宗蒙哥赐善柔“弘教通理大师”号，命其在五台山举办“清凉大会”。定演先住五台山上方寺，后住崇国寺，元世祖赐号“佛性圆融崇教大师”。正顺依《华严经》修禅观，人称“华严菩萨”，元成宗于五台山建万圣佑国寺，经帝师迦罗斯巴推荐，诏正顺为开山第一代住持，并铸金印，署为“真觉国师”。至大年间，大林了性奉诏住五台山普宁寺，为第一代住持。在禅宗方面，山西地区的知名宗师很少。北宋初年善昭在汾州（山西吉县）太平寺太子院倡代别、创颂古，开一代文字禅风气，影响全国，是比较特殊的个案。因此，山西佛教以净土、华严和密教的传统比较深厚，而禅学、天台学等则比较薄弱。另外，在明末清初，南方禅宗重视戒律和新的律宗派别复兴的时候，大都是从五台山寻找依据和传统。从这里也可以看到山西佛教的一个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