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文明

太原崇福寺是唐代著名的寺院，地位显赫，名僧辈出，可以说是唐朝太原佛教的一个象征，值得深入研究。

崇福寺原名太原寺，建立于咸亨元年（670）。是年武则天之母杨氏去世，乃于两京和太原、扬州等东西南北四方各建一寺，以为其修福，由于当时则天之父武士彟封为太原郡王，杨氏为太原郡王妃，故寺以太原为号。在两京者，分别为西太原寺和东太原寺，在并州者，号为北太原寺。

北太原寺与两京之寺同时建立应当是没有疑问的。

武则天《方广大庄严经序》谓“往者夙抅闵凶，遽违严荫；近以孝诚无感，复背慈颜。露草之恨日深，风树之悲日切。凡是二亲之所蓄用，两京之所旧居，莫不总结招提之域，咸充无尽之藏。”[1]表面上只提到在两京建寺，但“两京之所旧居”不应作狭义的解释，太原为武氏发迹之地，也是长期居住之处，当然也有旧居。

李峤《为魏国北寺西寺请迎寺额表》明确提到“襜帷辙迹之所，尽建宝坊；南北东西之域，咸修法宇。佛刹周于天壤，寺名因于国号。”既是南北东西皆有法宇，当然不会限于两京了。

又据宋长水子璿《起信论疏笔削记》：

西太原寺者，即长安崇福寺也。以天下有五寺，俱名太原，为拣余四，故言西也。东即扬州，南即荆南府，西即长安，北即太原(亦名崇福)，中即东都(今之福先)。俱称太原者，以则天生于太原，此既皆彼舍宅所置，为敬生处，故以为名。[2]

按照这一说法，太原寺共有五所，按东西南北中五方而立。五太原寺之说似乎只见于此，此说也有一定的根据。据李峤《攀龙台碑》，武士彟大约武德七年（624）时为检校扬州大都督府长史，九年（626）离任，贞观五年（631）改授荆、峡、澧、朗、岳、果、松等[PC1] 七州诸军事荆州大都督，九年（635）卒任。因此扬州和荆州都是武士彟任职之地，自有旧居，于此立寺也有其故。不过子璿对于寺名由来的解释是不对的，俱名太原并非因为则天生于太原，故名之以敬生处，而是因为乃父当时封为太原郡王，杨氏为王妃。

有关北太原寺的最早资料是上引李峤的《为魏国北寺西寺请迎寺额表》：

沙门臣某等言。窃闻加隆园寝，汉道以光；洁诚宗庙，周卜惟永。斯但理极崇奉，事昭严配，未能尊扬七觉，酬顾复于前生；幽赞三途，树津梁于后劫。伏惟圣母神皇陛下，中天构极，截海凝图，悬法日而贞观，汎慈舟而利涉。天经地义之德，率礼因心；奉先追远之诚，宅缘证果。宏济深于冥境，薫修入于梵门。天子之孝，感阴阳而通鬼神；圣人之心，刑万邦而被千祀。乃者深发睿思，永怀遗躅，襜帷辙迹之所，尽建宝坊；南北东西之域，咸修法宇。佛刹周于天壤，寺名因于国号。爰自崇阳改谥，奉明增邑，虽配天盛典已革于常数，而净境大名尚题于旧额。是以稻麻众侣，葵藿微心，愿宏金石之名，思降琼瑶之札。愚言圣择，已蒙昭许，日往月来，未遑迎致。今望以九秋嘉节，七月良辰，当萱荚之初满，属盂兰之始献。胜幡香盖，延宝字于金门；法鼓天花，奉鸾书于象阙。俾夫道路瞻仰，虚空呗赞，高悬银牓，岂惟天地之宫；列署瑶房，远迈神仙之宅。某等或枌榆故社，或桑梓旧京，谬参龙象之筵，豫奉衣冠之列，白云千里，瞻帝乡而极目；朱门九重，望宸陛而延首。倘皇慈曲被，人愿不违，则八部式歌，四海知幸，无任恳佇之至。[3]

这份表文十分重要，究竟作于何时呢？据《旧唐书》卷六，垂拱四年（688）五月，皇太后加尊号曰圣母神皇，载初元年（690）九月九日壬午，革唐命，改国号为周，改元天授，十二日乙酉，加尊号曰圣神皇帝。此表称则天为“圣母神皇陛下”，当作于垂拱四年（688）五月至天授元年（690）九月改称圣神皇帝之间。又永昌元年（689）二月杨氏追谥周忠孝太后，故此表当作于此前，因为此时杨氏已经成了周太后，两寺不可能再上表请魏国之额。再从“今望以九秋嘉节，七月良辰”云云来看，此表很可能上于是年六月左右。因此魏国西寺、北寺正式得名当始于垂拱四年（688）。[4]

这份表文明确指出：寺名缘于国号，即太原寺得名是缘自杨氏的封号，这也是寺名屡改的原因。随着武则天权力和地位的不断上升，其父母的封号也不断攀升。文明元年（684），则天临朝，其年九月，追封杨氏为魏王妃，永昌元年（689）追封为周忠孝太后，大周建立，又于天授元年（690）追尊为孝明高皇后。长寿二年（693），又加无上孝明高皇后，达到顶峰。既然名随国号，太原寺也渐次改为魏国寺、大周寺、大福先寺与崇福寺。北太原寺后称魏国北寺、大周北寺和北崇福寺。

北太原寺称北崇福寺，可能与西太原寺同时，当在长寿二年（693）与证圣元年（695）间，当时大周东寺改名为大福先寺，其他三寺（或四寺）皆名崇福寺。题名北崇福寺的资料，现存最早的是吴少微的《唐北京崇福寺铜钟铭并序》，中谓：“皇后之旧业也。飞龙在天，载华厥号。殿赩翼，庭煌煌。井甃不改，耽耽万构。有钟在堂，窕而不满。越相公御史大夫钜鹿魏元忠，仗旄钺，振金鼓，发秦兵河卒，利伐玁狁。钩车逐而北之，于是休兵。十月，入自禅关。闻钟声，薄而观之。曰：斯一鼓，铁也，曷以昭苏群聋，光响皇梵！愿税金紫之秩，贾梁岷之铜，张而镛之，俾兵哮吼，埏周俶字。会东郊不开，公于是再有卢龙之役。天子申命执金吾南阳张公仁亶[PC2] 以魏公之事，端尹北京，保厘府戎。左右梁叶，纂铸洪器。”[5]

吴少微与富嘉谟齐名，俱以文章碑颂名世，所作号“富吴体”，又俱受知于大将张仁亶。据《旧唐书》卷六，圣历二年（699），左肃政御史中丞魏元忠为凤阁侍郎，同凤阁鸾台平章事，久视元年（700）六月，为左肃政御史大夫，仍旧知政事。长安三年（703）秋九月，御史大夫兼知政事、太子右庶子魏元忠为张昌宗所谮，左授端州高要尉。又据本传，圣历二年，擢拜凤阁侍郎、同凤阁鸾台平章事，检校并州长史，长安中，相王为并州元帅，元忠为副。据《新唐书》卷四，圣历二年四月壬辰，魏元忠检校并州大都督府长史、天兵军大总管，娄师德副之，以备突厥。长安元年（701）十月丙寅，同凤阁鸾台三品。又据《新唐书宰相表上》，长安二年（702）五月，魏元忠为安北道行军副元帅，寻授并州道行军大总管兼宣劳使、左肃政御史大夫、同凤阁鸾台三品，兼知并州事。

魏元忠两任并州，文中所述指的哪一次呢？其谓魏元忠为相公、御史大夫，当为后次，因为圣历二年（699）时他还是御史中丞，久视元年（700）六月始为御史大夫。长安二年（702）三月，突厥寇并州，七月，寇代州，九月寇忻州，双方在山西展开激战。虽然当时名义上相王李旦为元帅，但实际指挥的还是副元帅魏元忠。击退突厥后，魏元忠于十月到崇福寺，闻钟声，觉其不振，近而观之，原来只是一口铁钟，以为这与崇福寺皇家寺院的地位不附，于是发愿以自己的俸禄，铸造铜钟。然而由于不久东效不开，魏元忠又受命东进，在卢龙与突厥大战，于是张仁亶继任北京尹。据《新唐书》卷四，其年十二月甲午，魏元忠为安东道安抚使，不再任职并州。又《旧唐书》卷九十三王晙传中称“时朔方军元帅魏元忠讨贼失利，归罪于副将韩思忠，奏请诛之”，王晙争之，得免。可能当时魏元忠为朔方军元帅兼安东安抚使，与突厥战于卢龙。

魏元忠发愿铸钟，实际成其事的是张仁亶。张仁亶为唐朝名将，以在塞北筑三受降城而知名。当时他为金吾将军、检校并州长史。他到任时间，当为长安二年（702）末。张仁亶此前任幽州都督。据《资治通鉴》卷二百七，长安二年（702）十二月甲午，羽林卫大将军李多祚检校幽州都督。如此看来，是年十二月甲午，三人很可能同时任职，李多祚接张仁亶幽州都督职，张仁亶继魏元忠并州之任，当然张仁亶只是检校并州长史，远没有魏元忠当时的地位高。

这篇文章当作于长安三年（703）初，九月之前，因为是年九月魏元忠得罪，左授端州，不宜再称其功。魏元忠、张仁亶为太原崇福寺铸造铜钟，当然不只是出于佛教信仰，更重要的是为了取悦于武则天。当然二人出将入相，并为名臣，主要靠的是才干，但能在人人自危的大周朝得以保身，得到武则天的赏识是必不可少的条件。

此后与北崇福寺有关的资料是该寺僧人邈所作《大唐本愿寺三门之碑》，邈虽为北崇福寺僧，所作说的是河北常山的本愿寺之事，其中提到刺史仇公克义布政施仁，仇克义大约于开元十三年（725）后任恒州刺史[6]，因此邈亦当为开元时人，除此之外，并无与北崇福寺有关的信息。

北崇福寺本为武则天为其父母所置，其地原为杨氏太原故宅，然而后世却有异说。据《全唐诗》卷560：

薛能：《北都题崇福寺》（寺即高祖旧宅）

此地潜龙寺，何基即帝台。细花庭树荫，清气殿门开。

长老多相识，旬休暂一来。空空亦擬解，干进幸无媒。

令人吃惊的是，杨氏故居竟然变成了高祖旧宅。薛能为武宗、宣宗时诗人，这一说法应当是有其根据的。薛能之说并非孤证。据不空《代宗朝赠司空大辨正广智三藏和上表制集》：

请太原号令堂安像净土院抽僧　制书一首

太原府大唐兴国太（大）崇福寺中高祖神尧皇帝起义处，号令堂请安置普贤菩萨像一铺，净土院灌顶道场处，请简择二七僧，奉为国长诵《佛顶尊胜陀罗尼》。

右特进试鸿胪卿三藏沙门大广智不空奏。先奉恩命，往五台山修功德。至太原，巡礼上件寺。因得瞻睹，高祖太宗起义圣迹并在此寺，实为国家皇业所兴之源，固不合同诸寺例。伏乞天慈，蠲免一切差科及地税，便回充高祖、太宗七圣忌日，设斋行香，及修号令堂安置普贤菩萨。仍于三长斋月每月十斋日，令合寺僧奉为高祖至肃宗七圣，转《仁王护国般若经》。庶得无疆之福，永资七圣；无尽法音，上符皇寿。其念诵僧，伏乞精加简择，具名录奏。先停俗客，望即发遣。

中书门下　牒三藏沙门大广智不空

牒奉　勅宜依牒至准　勅故牒

大历五年十月一日牒

中书侍郎平章事元载

门下侍郎平章事王缙

兵部尚书平章事李在使院

司徒兼中书令在使院。[7]

不空于大历五年（770）上表，请求于太原大崇福寺号令堂安置普贤菩萨像一躯，于净土院灌顶道场择十四僧人为国长诵《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又令全寺僧从于斋月斋日为高祖至肃宗七圣转《仁王经》。表中称此乃高祖太宗起义之处，故有号令堂。

如此代宗之时太原崇福寺又号大兴国大崇福寺，其地原为高祖太宗起义之所，未言旧宅，此说与薛能所言微有不同，但都说因高祖而置，不言为杨氏崇福。

据温大雅《大唐创业起居注》卷一，隋大业十三年（617）三月，李渊以备刘武周为名，募集兵马，旬日得数千人，兵司总帐请安营处，李渊乃令处之兴国寺，又于五月甲子以兴国寺兵五百人收王威、高君雅入狱，正式起义，因此大兴国寺对于大唐创业关系重大。温大雅为高祖起义时大将军府记室参军，所记乃当时实录，十分可信。

大兴国寺为隋初所置，隋文帝以为自己由佛法兴，乃于龙潜所经四十五州同起大兴国寺，并州为其一。如此不空所奏的大兴国大崇福寺可能本来就是原大兴国寺，后名为大兴国大崇福寺。那么此崇福寺与为杨氏所置崇福寺有何关系呢？

据《攀龙台碑》，李渊将举义兵，令武士彟领徒于城内，义骑建，授中郎将兼司鎧参军，如此有可能武士彟参与了大兴国寺募兵之事。并州大兴国寺为太原大寺，然《续高僧传》等史书只记载了志念、法愿、洪林、慧超等隋代或唐初的高僧，其后则无闻，非常奇怪。因此可以做一个大胆假设，即武则天置北崇福寺时并未完全依旧宅而立，而是将原来的大兴国寺纳入其中，以与大周之兴相应，后来李唐复兴，恢复旧称，以大兴国大崇福寺名之，不过不再强调是为杨氏崇福，只说是高祖太宗起义之所。

依《宋高僧传》，属于武则天时代的崇福寺高僧大概有三人。

据《唐太原府崇福寺宗哲传》：

释宗哲，西河平遥人也。稚岁而有奇相，聪颕天资。既寻师范，砥节饰躬。属玄奘三藏新翻诸经论，哲就其门，请益无替。凡几周星，备穷诸典，若指于掌。于奘门下号为“得意哲”，犹隋慧布之题目焉。后因讲唱，厥义日新，时谓之为“法江”。哲曰：“为吾谢此品藻焉，殊不知法海在乎太原矣。”所指者盖浮丘为沧溟也。哲悯学者不达其意，而师悖哉，乃著《义例》，寰海之内，莫不企羡。其如说佛位三事喻中，沼法师言：“三点三目，强分上下。胜劣配属，太成巧诬。”哲云：“三事俱得。”然无名师品量。退而省之，哲其得矣。号之“得意”，岂虚也乎！沼师所以成余师之说也。[8]

宗哲生卒年不详，既是玄奘（600-664）弟子，当为太宗、高宗、武后时人。他在人才济济的玄奘门下号称“得意哲”，与梁陈时期的慧布同号，可见其地位。他后来讲说不缀，又有“法江”之誉，可见其在当时的影响和声望。赞宁以为他的见识有过于后来号为嫡传的淄州慧沼，不负“得意”之号。

与宗哲同时，又有浮丘。

据《宋高僧传》卷四《唐太原崇福寺浮丘传》：

释浮丘，姓张氏，太原人也。挺然奇表，慧悟绝伦。于《瑜伽论》差成精博，旁综群书，言分雅俗。四方学者，争造其门。然讷于宣剖，敏于通解，深藏若虚，庸庸品类，多所不知。于时哲公露其头角，博闻强识之者惧其抵触，岂况请馀乎！哲惟神伏丘之义学，故谓为“法海”焉。享年七十余，终于所居。然未闻其有所著述矣。[9]

浮丘亦为太原崇福寺僧，精通《瑜伽论》，他的学问很大，就连号为“法江”的宗哲也十分佩服，尊其为“法海”。不过他不善于宣说，又没有著述传世，因此名气并不太大，与其学问不相符。浮丘师承不明，既然他精通《瑜伽论》，又颇受玄奘门下的宗哲敬重，故而有可能也是玄奘门人。

宗哲与浮丘属于太原崇福寺早期的名僧，他们都精通唯识之学，如此也为崇福寺的学风和传统奠定了基础，使之成为唯识学的大本营之一，从唐至宋，历久不衰。

宗哲、浮丘之后，又有神童慧警。

据《宋高僧传》卷二十四《唐太原府崇福寺慧警传》：

释慧警，姓张氏，祁人也。少而聪悟，襁褓能言，二亲鞠爱，邻党号为奇童。属新译《大云经》，经中有悬记女主之文，天后感斯圣莂，酷重此经。警方三岁，有教其诵通，其含嚼纡欝，调致天然也。遂彻九重，乃诏讽之，帝大悦，抚其顶，勅授紫袈裟一副。后因出家，气貌刚介，学处坚固，充本寺上座。拯顿颓纲，人皆畏惮。或于街陌见二众失仪，片招讥丑，必议惩诫，断无宽理。后修禅法，虚室生白。终时已八十余龄矣。九子母院有遗影并赐紫衣存焉。[10]

慧警是难得的神童，幼而聪悟，三岁便能诵《大云经》。《大云经》是载初二年（690）七月沙门怀义、明法等所进，以为武则天改朝换代制造舆论。是年九月，武改国号为周，颁《大云经》于天下。慧警三岁诵经，则其应生于垂拱四年（688）以后，终时八十余岁，大概卒于代宗时期。他初时因诵《大云经》而受到武则天的赏识，后来出家成为崇福寺的上座，治寺严格，后修禅法，颇有收获。在寺中的九子母院有其遗像和则天所赐紫袈裟保存。此寺有九子母院，大概是武则天追念母恩，特设此院。

大概与慧警前后同时，又有禅僧思睿。据《宋高僧传》卷二十四《唐太原府崇福寺思睿传》：

释思睿，姓王氏，太原人也。夙通禅理，复贯律宗；慈悲仁让，忤无愠容。睿素婴羸瘵，乃立志法筵，专祈药上，恪勤不懈。寻见感征，忽心力勇锐，辩犹瓶注。因诵《十轮经》，日彻数纸，翌日倍之，后又倍之，自尔智刃不可当矣。开元中，杖锡嵩少问道。时义福禅师禅林密致，造难其人。一言相入，若石投水。既饮甘露，五载而还。趺坐居定，日不解膝。远迩击问，求其玄理，如堵墙焉。春秋六十六，卒于所住院。[11]

据严挺之《大智禅师碑铭》，义福开元年间两次到嵩洛，第一次是十三年（725）至东都，十五年放还长安。第二次是二十一年（733），二十四年五月于此灭化。既然思睿从学五年，只能是第一次时期，因为后来义福不足五年就去世了。思睿学问广博，精于禅律，既为大智高足，理当属于北宗。其同寺上座慧警晚年学禅，有可能是受到他的影响。

思睿还精通《十轮经》，诵之开悟。汤用彤先生提到唯识宗与三阶教的关系，指出玄奘弟子神昉“著有《十轮经抄》，确与三阶教有关”，[12]又指出法相名宿嘉尚、慧立等与三阶教徒共同校写《法华经》的史实，谓“此或因玄奘大师广译经论，而译有《十轮经》故也”[13]。如此思睿诵《十轮经》，可能也是唯识宗的传统。

与慧警、思睿相承，代宗朝崇福寺的高僧还有崇政和怀玉。

据《宋高僧传》卷二十四《唐太原府崇福寺崇政传》：

释崇政，侯姓，本府人也。幼龄敏达，固愿出家，诵经通一千余纸，耆宿叹赏，谓之为“经藏”焉。神气沉约，仪容整丽，秀眉广目，挺志高奇。虽通群籍，所精者《俱舍论》。相国王公缙躬请政宣讲。于时谈丛发秀，美曲流音，属听无厌，虽移辰历晷，谓如食顷焉。其剖判尤长，无得形似矣。代宗皇帝下诏，征为章信寺大德，称疾不赴。终于本院，春秋五十八云。[14]

崇政幼龄便能诵经一千余纸，是和长老慧警一般的神童，因而得名“经藏”。他博通群经，尤精《俱舍论》，这也是崇福寺的传统。与之同时的同寺高僧怀玉则不然。据《宋高僧传》卷二十六《唐太原府崇福寺怀玉传》：

释怀玉，姓许，并州人也。少而警利，日览千言，早露锋芒，迥拔侪类。及其长也，戒节逾峻，梵场龟鉴。志在修葺，无间彼此，夏墟寺宇，经有阙而必补，像有雕而遍修。三任纪纲，特有崇建。仍校雠大藏经二十余本，祁寒盛暑，不废晨暮。增饰净土院，兴事任力，转加殊丽。代宗嘉之，委为灌顶道场主，真言秘诀有所在矣。春秋六十三，卒于本院云。[15]

怀玉以整修寺宇、校订大藏而知名。他受到代宗称赏，命其为净土院灌顶道场主，传真言秘诀。怀玉的任命看来与前引不空的表奏有关，不空曾到五台山和太原传法，其高足含光负责在五台山修建金阁寺，是以崇福寺也受到密宗的影响。怀玉应当属于不空一系，或为其亲传弟子。

崇政、怀玉之后最有影响的高僧便是清凉澄观大师，他也应当是崇福寺知名度最高的僧人。据僧传，澄观于贞元七年（791）受河东节度使李自良之请，到太原崇福寺讲经，并移隶此寺。后来德宗到京参与四十卷《华严经》的翻译，任详定，其题名便是“太原府崇福寺沙门”[16]。澄观学无不知，历事多师，他来到崇福寺，提高了此寺的知名度，也将华严宗风引入其中。

唐代崇福寺还有时代不明的文爽和文瓒，前者以头陀苦行而著称，后者以好修福事而知名。

五代时期，太原崇福寺依然兴盛，高僧辈出。据《宋高僧传》卷二十三，后晋息尘为并州人，年二十三从崇福寺宗感法师学《因明》、《唯识》，后乃讲说，学徒知名者不少，其中以崇福寺辩才大师从式为最。唐天祐二年（905）李氏占据河东，武皇帝请居大安寺净土院。后唐长兴二年（931）众请于大安寺后建三学院，安置四方听众。又讲《华严新经》，传授于崇福寺继晖法师。晚年还从天柱寺楚伦法师从《俱舍论》，不久病卒。

继尘综合了前代宗风，既重因明唯识，又重四十华严，他的好学精神令人赞叹，去世前还学《俱舍论》，是一个终身学习的榜样。

据《宋高僧传》卷七《汉太原崇福寺巨岷传》，后汉巨岷（877-949）为西河人，早年于本郡净心院宣远论师求学，十岁诵《法华》、《维摩》，后于永和三学院从学于息尘大师，备通经论，尤精《大般涅槃经》和《因明论》。后汉乾祐元年，赐紫衣，号“圆智大师”，有诏住崇福寺讲堂院，仍充管内僧正。

太原崇福寺有史料记载的最后一位大师是继伦。

据《宋高僧传》卷七《宋并州崇福寺佛山院继伦传》：

释继伦，姓曹氏，晋阳人也。弱齿而壮其志，勇其心，决求出家。本师授《法华经》，日念三纸，时惊宿习，慧察过人。登戒之后，至年二十一，学通《法华经》，义理幽赜，《唯识》、《因明》二论，一览能讲。由是著述其钞，至今河东盛行三讲。恒一百五十余徒，从其道训。又撰《法华钞》三卷。其为人也，慈忍成性，戒范坚强，人望之而心服。以刘氏据有并汾，酷重其道，署号“法宝”，录右街僧事。宽猛相参，无敢违拒。以伪汉己已岁冬十月示疾，心祈口述，愿生知足天。终后顶热，半日方冷，则开宝二年也。享年五十一。阇维毕，淘获舍利，远近取供养焉[17]。

继伦（919-969）依然坚持崇福寺的传统，宣讲《唯识》与《因明》二论，其学说于宋代在河东长期流行，同时他也是北汉的佛教领袖，为右街僧录，号“法宝大师”。

综上所述，太原崇福寺自建立以来，代有名僧，宗风不衰，而且以唯识为主的传统自始至终，相承不改，是玄奘和唯识宗系的重要一支。虽然其间的传承并不是特别清楚，但其宗风的维系是没有疑问的，这也有助于澄清所谓唯识宗数传便绝的旧说，因为至少太原一支相续至宋，历久未绝，这也体现了太原崇福寺在中国佛教史上的地位。

作者简介：徐文明，1965年生，哲学博士，北京师范大学哲学与社会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邮编：1008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