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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光宇:从中国宗教活动的三个主要功能看20世纪中国与世界的宗教互动

2011年07月22日 15:34:00 世界宗教研究 点击:0


(资料图)

 

在21世纪刚开始的时候,应该对前一世纪的中国与世界在宗教方面的交流情形,做一个简单的回顾和展望。这个题目非常大,如果要一一陈述的话,可以写成一大套书。因此,这篇短文只能在一个简单而且有效的理论架构下,检视百年来中国与世界在宗教活动方面的交流情形,并做一个概括性的说明。本文以中国人宗教活动的三个主要功能:“普济”、“普渡”和“普觉”作为基准,来查看这一百年来中国与世界在宗教方面的交流情形。

所谓“普济”,从世俗的层面来说,就是注重施舍、救济等工作,不断的把金钱、财物施送给社会上需要的人,认为这样子做,可以获得宗教修持上的“功德”,达成宗教所要追求的使命和传教的目的。凡是从事各种社会救济、社会教育、社会医疗等工作,都包括在内。也可以从精神层面来说,“普济”有咨询、顾问的意思,把行善救济的意义、方法、目的和功效说明清楚,让施与受双方同时在生命灵性上有所精进。像是一般常见的讲道、说法、宣讲等方式都有这方面的功效。

所谓“普渡”,也可以分成三个不同的层面来看。第一个层面就是“渡亡”,藉用各种仪式行为来帮助已故世的人顺利的从这个世界过渡到另外一个世界,例如各式各样的超渡亡灵法会。第二个层面是“消孽障”,用仪式的办法来帮助自己或别人消除身心障碍,如收惊、改运、点太岁灯,乃至于改换风水、改姓名、问卜等动作。第三个层面是“劝善”,依据“功过格”、“阴骘文”等善书上所揭诸的道德项目,规劝别人,引导他人走向正确的人生道路,提升生命的境界。这就跟普济的精神层面颇多相似之处。早期的道教经典往往“济渡”并称,也就是这样道理。

所谓“普觉”,也有两个层次,较低的一个层次,是要透过讲经说法的方式,告诉别人生命的真谛是什么,让他人听了之后,起了信心,进而透过一定的修持方式,认识到自己的本来面目。较高的一个层次则是个人藉由禅定的功夫直接体悟生命的究竟。

用这三个标准来检视20世纪中国与世界在宗教交流方面的相关史料,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普济工作中的世俗的、实质的部分做得最多,最为社会大众和知识分子所认同。普渡工作则是遭到最多的批评,知识分子一直呼吁要加以改革,可是在民间却一直存在,而且发展得很好,甚至有随着社会经济的繁荣而日益兴盛的趋势。但普觉工作却是做得最少的一环,但它却是中华文化精华之所在,21世纪的人类文明发展有可能要在这个方向有所突破。以下,就这三个方面加以说明之。

一、普济类型

佛教传入中国,带来了“布施”的概念,转化成为后来的“救济”观念。梁武帝时(502年-548年在位),在建康(今南京)设置“孤独园”,养孤儿和贫穷的老人。同一时代的北魏世宗(499年-515年在位)也有相同的施政措施。这些救济动作演变成隋唐时代的佛寺悲田养病坊,认为是有功德的事情。这种救济工作到了唐代后期,逐渐为政府所接管。唐末武宗诏毁天下佛寺之后,指派地方上有名望的人士来接管佛寺的悲田养病坊。[1]

学者也指出,宋代社会结构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出现了“贫民阶层”,社会上首先发现了都市里面的贫民阶层,使得政府觉得需要制定一套长期的济贫政策。因而在宋代出现了官方的救济机构,如安济坊、居养院等,收容都市里面的贫穷老病之人,以及弃婴。[2]到了明清两代,各地方都成立了养济院和其他各种慈善组织,形成蓬勃发展的局面[3]可是,传统的佛教却失去了这方面的动力,变成以仪式法会来渡亡魂为主要活动项目。

1860年以后,天主教和基督教再度进入中国。在这同时,美国的基督教会也适时兴起一股对外国传福音的运动[4],对中国投入大量的资金和人力,以图扩展基督教会在中国的影响力。教育工作、慈善救济活动和医疗工作成为他们传教工作的三项主要切入点。基督教会和天主教会在这三方面的努力,对中国的教派产生相当大的冲击,起而效仿。同时也让中国的社会大众以为凡是宗教都该从事“普济”工作。

1、教育工作

到了20世纪初,教会人士深切的体察到中国社会和民心士气从以前的轻视外国人转变到崇洋媚外,于是认定要想扩大传道事业,必需要从教育着手,因而大力在中国各地设立学校,在中国的教育界形成很特殊的一股力量。上海圣约翰大学的校长卜舫济(Hawks Pott,1864 -1947)就曾非常清楚的表示过:我们的学校和大学,就是设在中国的西点军校。……让我们不只是指出中国有那么一队英勇的本地和外国的福音使者,而且还要指出我们的教育机关正在训练(中国)未来的领袖和司令官。他们将来要对中国人发挥最大的影响力。[5]

光绪二十八年(1902)清廷正式取消已经实行1300年之久的科举制度,代之以新式学堂。许多洋人就成为新式教育的主导者,如Dr.W.A.P. Martion担任张之洞的教育顾问、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在山西太原府出任山西大学的校长、Dr.W.M.Hayes在济南府出任山东大学的校长。到民国元年(1912)时,全国有57269所官立学校,学生人数为1626529人。跟四亿人口比起来,只占非常小的比例。因而让基督教和天主教就在这个方面得到良好的发挥机会。[6]

在民国初年,法国的天主教耶稣会在教育方面的工作是在介绍有关现代科学的训练,办学以小学为主。而美、英、德三国的基督新教各个教会在中国各地兴办学校,从幼稚园、小学、中学,一路办到大学。美国教会尤其重视兴办高等教育。各教会的办学情形如表一所示:

表1 1914年天主教和基督教在中国的学校统计

国别与教会

小学

中学及大学

校数

在校人数

校数

在校人数

天主教 法国

8,034

132,850

基督教 德国

164

4,862

15

523

基督教 英国

1,445

32,303

241

7,752

基督教 美国

1,902

44,354

286

23,040

共计

11,545

214,369

542

31,315

(资料来源:James W. Bashfold, China: An Interpretation,1916,页114。)

从这个统计表,我们可以看出,在1914年时,外国教会所办的学校一共有12087所,学生245684人。跟中国公立的学校相比,在数目上诚然小得多,可是他们的影响力不容忽视。如James W.Bashfold所说,法国天主教会的学校非常重视道德教育和科学知识,也就把天主教的道德观教导了中国的孩子。基督教会又何尝不是如此?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曾经说过:“我要燕京大学在气氛上和影响上彻底的基督教化,同时又不让外人看出它是美国传教运动的一部分。”[7]许多青年学生因为上了教会学校而皈依基督信仰。徐以骅曾经统计过教会学校入教学生的百分比,在20世纪初的时候,入教的比例非常高,以后就逐渐下降。[8]

可见这种皈依基督教和天主教的影响力是非常大的。放眼看90年来民国政坛上的重要人物,基督徒占有很高的比例,就可以明了这种威力是难以估算的。中共政权建立后,当时的副总理郭沫若于1950年12月29日在政务院第65次政务会议上报告“如何处理接受美国津贴的文化教育救济机关及宗教团体的方针”,对美国在华教育方面的成绩做了总括的说明:

根据1936年的调查,美国教会及救济机关在中国的“投资”总额达4190万美金。其中,医药方面占14.7%,教育方面占38.2%,宗教及救济活动费用占47%。学校方面:在中国的20所教会高等学校中间,受美国津贴的即占17所之多;300余所教会中等学校中间,受美国津贴的约近200余所,几占2/3;小学方面受美国津贴的约1500所左右,约占全部教会小学的1/4。[9]

中共没收教会大学这个举动,表示百年来外国教会在中国大陆办学的历史任务告一段落。而这个传统在台湾得以延续,不过也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经营权从外国教士手中逐步转移到国人自营的局面。

这种以宗教力量兴办学校的观念深深激荡清末民初的中国。康梁变法的时候,就认识到教育的重要性。可是当时的满清政府没有足够的经费来筹办学校。光绪二十四年(1898)五月,康有为向光绪帝上《请饬各省改书院淫祠为学堂折》,折中提到:“仰见我皇上,除旧布新,兴学堂育才。”这里所说的“除旧”,是要改革传统的书院,征收各地的庙宇;“布新”则是指建立新式的学堂。康有为在此折中明白的说:

查中国之俗,惑于鬼神,淫祠遍于天下。以臣广东论之,乡必有数庙,庙必有公产。若改诸庙为学堂,以公产为公费,上法三代,旁采泰西,责令民人子弟年至六岁者,皆必入小学读书,而教之以图算器艺语言文学。其不入学者,罪其父母。若此则人人知学,学堂遍地,非独教化易成,士人之才众多,亦且风气遍开,农工商兵之学亦盛。[10]

戊戌变法百日夭折,可是“毁庙兴学”这个观念却为社会大众所接受。民国以后,地方政府常藉口兴学来侵夺寺庙的财产。佛道、二教也就没有能力仿照洋教的策略来兴学。这个任务就落在其他新兴的教派身上。

清末民初善人王凤仪和万国道德会在东北和华北一共办了600 多所女子义学,免费让地方上贫穷人家的女孩可以上学。[11]世界红卍字会也在山东、东北、河北、河南、安徽、江苏各地兴办义务小学,民国二十五年时,共设84所,学生8514名,260班。[12]

整体来说,本国教派兴办的学校,大都为初等小学,也就是只有一至四年级;五、六年级的高等小学就已经比较少,中学更是少有。由于大都采取免费入学的办法,学校的规模就不会大,一旦时局不好,立刻停办。因此,对社会的影响力也就相对的减弱许多。目前在新加坡还有一所由新加坡世界红卍字会所办的“卍慈小学”,是新加坡第一等的好学校。在香港的屯门也有一间香港世界红卍字会所办的小学,规模不小。这两所学校成了中国教派兴学的历史见证。

在台湾的这50年,由于实行国民义务教育的关系,国小和国中都是由政府办理。私人兴学只能办高中、高职、大学,要不然就是办托儿所和幼稚园。各教派的兴学情形请参看附录。天主教办幼稚园、高中和高职为多,基督教则是办大学和专科为多。依旧是当年在大陆的态势。

80年代以后,佛教在台湾日益兴盛,也就步武前尘,开始办大学。1989年,晓云法师在台北县石碇乡兴办的“华梵工学院”(后来改名为华梵人文技术学院,1998年再改为华梵大学)开始招生。接着有佛光山在嘉义县大林乡兴办的佛光大学南华管理学院(1993年,1998年改名为南华大学)、慈济功德会在花莲县吉安乡兴办的慈济医学院(1994年,1998年改名为慈济大学)、中国佛教会在新竹县香山乡兴办的玄奘大学(1996)相继成立。佛光山在宜兰县礁溪乡的佛光——人文社会学院已于2000年7月正式核准成立。目前尚在筹备中的计有圣严法师在台北县金山乡筹办的法鼓人文社会学院。

从这个发展趋势来看,“宗教兴学”这个欧洲古老的传统,经过百年的时间,已经驯化成为中国人、中国社会和中国教派的共同理念。当年,西洋教士来中国设学校的目的很清楚,一方面是把“科学”传入中国,二方面是为了传教。当中国自己的教派也兴办大学的时候,由于是依样划葫芦,目的就不清楚[13]。科学已经普及,而且到了该要深切检讨以求突破的时候。至于藉教育来传教,早已行不通。那么佛教等本国教派要办教育的着力点在那里呢?在讨论“普觉类型”的时候,再来说明应该怎么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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